南都周刊记者胡雯雯实习生陈捷开人物摄影
孙海编辑
杨文瑾在广州车水马龙的东风东路上，有座不太起眼的两层门诊小楼。门口沉默地坐着排队等待挂号的病人，他们大多单独前来，拿了号便安静地坐在一旁。这儿就医院感染门诊，也是全国名列前茅的艾滋病专科门诊。作为主任医师的蔡卫平，从业30多年来一直与同事和病人并肩携手，对抗着这种特殊的病毒：它本身基本上不直接引起疾病，却会在人体内悄悄地不断复制，将免疫系统攻击得千疮百孔、全线崩溃。这时，人体就成了一个不设防的活体培养皿，任何病毒、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地生长：吃坏一次肚子可能腹泻三星期，一次角膜炎就足以让你失明，一次感冒就可能让你丧命；直到最后，你的中枢神经系统损害，意识模糊，肢体瘫痪，奄奄一息……它的名字，叫做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全球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显示，年，全球共有万HIV感染者，其中有万人在接受治疗，而年的新发感染者有万，是全球目标值的三倍多，预防工作任重道远。截至年10月底，中国报告存活感染者95.8万，其中86.6%已在接受治疗，治疗成功率为93.5%。1入行其实，成为一名传染科医生并不是蔡卫平的理想，他甚至曾经千方百计想调离这个岗位。“我父母都在中山医工作。医院里长大，就喜欢趴在墙上偷看人家解剖尸体，对手术刀再熟悉不过了。实习时，我去的第医院的外科，双方都觉得很满意，以为从此我就能当个外科医生了。”蔡卫平个性爽直，觉得外科更适合自己，够干脆。“用句玩笑话来说就是：有什么毛病，劏开来看下不就知道咯。”结果阴差阳错，毕业分配时，他被分医院（现在医院，下文简称市八院），一医院。对很多毕业生来说，医院并不是个好选择，有门路的都会想办法避开。“开头几年，我还没有放弃外科医生梦想，一直在申请调动，但最终还是没走成，只好留下来了。”渐渐地，蔡卫平发现这个专业也挺适合自己。当时的传染病，大多发病急且凶险，比如流脑、白喉、伤寒、狂犬病之类。无法挽救的病人，很快就离世了，而判断和治疗准确的话，一条生命就被迅速地从鬼门关捞了回来。并且治疗好一个传染病人全社会都能受益，特别有成就感。然而，医院接收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时的震撼，令他至今难忘。年，一位患艾滋病晚期的缅甸船员，在海上出现了严重的肺部感染，船一靠岸，病人就被立刻送到市八院。全体医护人员严阵以待，将能找到的防护行头都穿上了，甚至还套上了水鞋。当时，距年中国宣布第一例艾滋病死亡案例，只过去了不到十年；中国派出第一个代表团参加国际艾滋病会议，并证实中国有11个艾滋病病人，是在年；而直到年，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才在美国投入使用，全球推广使用是在年以后。由于缺乏艾滋病药物，这位缅甸船员只能用普通肺炎的方式治疗。他被安排在了原本是收治狂犬病人的7号房。7号房的特殊之处在于有两扇门：医院走廊，另一扇则通往太平间。狂犬病的死亡率%，因此在大家的印象中，7号房意味着“有去无回”。然而，这位艾滋病患者却被救了回来。十多天后，他从入院时的奄奄一息，恢复到了可以走路的状态。医院的背影，给蔡卫平和同事带来了很大的触动：“原来艾滋病并没有那么可怕，他们虽然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但依然有活下去的可能！”2暴露护士长刘聪是年到感染科工作的。她最开始对病人的印象是：“很凶，不好说话，经常带些社会上的朋友聚在这里，挺可怕的。”那时的艾滋病患者，很多是通过吸毒感染的，他们甚至会在门诊部互相打起来。医护人员在劝阻时，难免会受伤流血，面临病毒感染的风险。“对于这种风险，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职业暴露’。”刘聪回忆，尽管入职时已经受过严格训练，但年轻些的同事总会担忧，“晚上时不时做噩梦，每次体检时都有些提心吊胆。”其实，只要在第一时间给伤口消毒、评估危险、服用阻断药物的话，医护人员的感染几率是极低的。根据美国的调查数据，HIV职业暴露的危险概率约为0.%，远低于医务人员暴露于乙型肝炎病毒针刺伤19%的感染概率。年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BMJ）的一篇文章中，研究学者对近30年pubmed数据库和cochrane图书馆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后发现，乙肝病毒、丙肝病毒和HIV经锐器伤传播的风险，常被引用为1:3，1:30和1:。后来，随着宣传教育的推广,国家对救治投入的增加，病人的素质也越来越高，很少再出现“脏乱差”现象。“病人在外面再怎么闹事，在我们面前也是比较安分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医护人员对病人的尊重，他们也能感受到吧。”副主任护师徐国红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跟蔡卫平共事，中间去外科工作过几年，后来舍弃了当护士长的机会，申请调回了感染科。“以前，我们都不太敢跟朋友说自己是感染科的，但现在，就连外院同事都对我们科和蔡主任很敬仰，称他为‘男神’。我觉得在这里真的能体现作为护士的价值感。”“蔡主任的业务水平确实高，而且对病人非常尊重，病人都愿意找他聊天。”刘聪回忆，“他每次查房时，没有特别情况都是不戴手套的，跟病人也会有肢体上的接触，跟他们聊天、开玩笑，还带头跟病人和家属一起吃饭，打消他们的顾虑。久而久之，我们也就慢慢学习到了。”对于许多艾滋病患者来说，辗转求医之后，市八院的感染科可能是人生的最后一站。尽管《艾滋病防治条例》（年修订）第四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推诿或者拒绝对其其他疾病进行治疗。但医疗过程的防护、器械的消毒、医务人员的培训，医院都能做到位，所以许多HIV感染者在因为其他病情求诊时，经常会被拒诊。“目前，大家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主动检测比例偏低，大概70%都是由于医疗机构被动检测时发现的。”年，蔡卫平参与了一部名为《生无畏》的艾滋病公益短片的摄制。他在片中坦言：“如果他/她能及早发现，在出现机会性感染前就去治疗，就可能不会进展到艾滋病期，随着终身的抗病毒治疗的开展，有可能终身都不会发病。”在蔡卫平看来，“如果社会对于艾滋病患者更包容，让他们可以像高血压、糖尿病病人一样公开疾病，对所有人都会更安全些，包括对于医疗工作者本身。”他提起这样一个案例。曾有位股医院求助，但因为艾滋病而被拒诊。医院门口，腿部血管鼓包越来越大，最后当场破裂，血溅四周。不明就里的医护人员将他推进急诊室时，根本来不及做任何防护，只能暴露于感染危险之中。“如果尽早收治或转诊，采用安全的手术措施，这种事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根据中国红丝带网的数据，如果得到及时规范的治疗，绝大多数HIV感染者半年后血液中就可以查不到病毒，病毒对其寿命也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即实现“带毒生存”。然而，要保证终身“及时、规范”的用药和随访，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挑战。人在感染了HIV病毒后不一定会马上发病，会经过0.5～20年（平均7～10年）的潜伏期，这段时间被称为HIV感染者；只有在发病之后，这个人才能被称为艾滋病患者。占据了整层楼的市八院感染三科，收治着近50床住院病人。在这里工作了15年的副主任医师陈医生，见过太多危急病例。“艾滋病患者几乎都是紧急发作，而且治疗难度非常大，一台手术往往需要多科室医生协同作业。他们不但冒着职业暴露的风险，也要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真的非常强大。”“病毒摧毁了人体的免疫系统后，发病可能是从头到脚的，比如脑，肺部，肾脏，处理起来非常复杂。而且由于免疫力低下，术后产生感染和各种并发症的几率也更高。”主管护师谭护士介绍。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