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医学人类学看来，疾病不仅仅是与机体自身的紊乱有关，在疾病的概念下也会衍生出人类不同文化对疾病的认知和界定，以及疾病在某些具体历史、社会文化情景中所具有的意义。将疾病置于中国边疆过程中加以考察，可以勾勒出一部由瘴疠、鸦片、海洛因、艾滋病构成的西南中国边疆史。本文认为疾病是一种跨文化接触的身体体验，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话语形式，记录的是少数民族在与外来异文化接触、交往时表现出来的文化策略;疾病是西方殖民体系在中国边疆留下的深刻的殖民历史印记;疾病也勾连出民族国家对边疆各民族社会的整合，对边疆地区的疾病控制就有了能否治理、控制边疆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疾病;边疆过程;跨文化接触;殖民创伤;医学人类学
在医学定义中，疾病是机体在一定原因的损害性作用下，因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然而，疾病绝不只是与机体自身的紊乱有关，人类学者陶西格(MichaelTaussig)指出“疾病不只是身体功能的紊乱，病人对文化、社会关系与历史的认知，可能具化(Reification)为对疾病根源与治疗手段的解释。”因而，在疾病的概念下也会衍生出人类不同文化对疾病的认知和界定，以及疾病在某些具体历史、社会文化情景中所具有的意义。在医学人类学的视野中，疾病是一种政治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形态，因而对艾滋病进行病理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艾滋病是“获得性收入缺乏综合症”和“获得性政治免疫系统缺损综合症”。在桑塔格(SusanSontag)看来，“疾病被众多隐喻所纠缠”，人们对它充满想像，“结核病在19世纪的西方社会被赋予的形象总结了当时经济的负面行为：消耗、浪费、虚掷精力。而癌症所落入的想像，是20世纪的负面行为：畸形成长、压抑污染”。在杨念群看来，“‘疾病’作为一种隐喻不仅塑造了中国人想像自身与世界的方式，而且也同时建构出了中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时所采取的行为技术和制度体系”，与此相关，近代中国的“病人”，如东亚病夫之类，“不仅承担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义，而且也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思想和制度的内涵”。罗芙芸(RuthRogaski)从中文的“卫生”概念着手演绎了中国人在健康与疾病方面所经历的现代性体验，指出“卫生的意义是如何从中国人的宇宙观转变为包含了诸如国家主权、科学实验、身体净化和民族适应性等方面的概念。”西方一些史学家也将疾病与中国帝国的边疆过程结合加以讨论，贝洛(DavidA．Bello)在《去汉人不能久呆的地方：瘴疠与清代云南边疆的族群行政空间建构》中认为，瘴疠作为疾病“既是云南土著与移民汉人之间加以区分的基础，也将该省行政能力已经达到和尚未达到的空间区分开来。”杨斌在《南中国边疆的瘴：疾病建构，环境变迁及帝国殖民》中考察了汉人士大夫对瘴的描述，存在着对瘴“普遍恐惧和焦虑”的心态，认为“瘴的产生，是因为中华帝国向南方扩张”，“瘴作为疾病，一种生态障碍，影响了北方王朝对南方的用兵。”这些研究揭示出像瘴和疟疾之类的疾病介入了清帝国对西南边疆的政治过程。因而，将疾病置于中国的边疆过程中加以考察，我们发现，疾病也是一种跨文化接触的身体体验，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话语形式，记录的是少数民族在与外来异文化接触、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策略。疾病或许还是西方殖民体系在中国边疆留下的深刻的殖民历史印记。疾病也勾连出民族国家对边疆各民族社会的整合，对边疆地区的疾病控制就有了能否治理边疆的象征意义。
一、边疆过程、跨文化接触与瘴的话语
14世纪以来，由汉人建立的明帝国加快了对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和经济开发步伐，数以百万计的汉人或为军事控扼屯戍，或为移民就宽乡屯田，或为商贾贸易和矿藏开采，或为仕宦谪戍，或因罪流放，这些来自不同阶层、采用不同谋生生计的汉人，混同为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汇成一股股移民大潮，涌入地处西南边疆并与东南亚越南、缅甸连接的云南。大量汉人移民的到来，改变着云南的人口构成，也增加了移民与少数民族跨文化接触的频率，甚至在资源获取和重新配置的过程中结成了新的族际关系，中央王朝的力量、少数民族的力量甚至移民的力量在这里交迭为“中间地带(MiddleGround)”，使云南日益成为中央王朝不可小视的新边疆。
对于移民和中央王朝，新边疆意味着新的财富、新的土地、新的生计。谢肇浙《滇略?物产略》中生动描述云南的富庶之区：“大理北控土番，西威骠国，东有若水，南扼昆弥，一大都会也。临安繁华富庶，甲于滇中。谚曰：金临安，银大理，言其饶也。其地有高山大川，草木鱼嬴之产不可殚述。又有铜锡诸矿，辗转四方，商贾辐凑。永昌腾越之间，沃野千里，控制缅甸，亦一大都会也。山高水深，饶竹木鱼豕鹿虾之利，其人环巧善制作，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丝什器布毯之利，皆精好甲他处。加以诸夷所产琥珀，水晶碧玉古喇锦西洋布及阿魏鸦片诸药物，辐凑转贩，不胫而走四方。”出于对边疆安全、战争花销和为仁君者道德水准的考虑，
中央王朝需要在移民和当地少数民族利益维护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尽管明清帝国运用多样的机制和管理技术来处理边疆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建立云南行省、设定职官以维持政治和军事的控扼;创办官学、开设科举以教化夷人和培养边疆汉人移民对国家的忠诚，普及汉人的道德等文化价值观念。然而，正如Giersch的研究所看到的，中央王朝仍难以控制到边疆拓荒的汉人数量和他们应该居住的地方，汉人移民并不只是定居在帝国中央认为他们该去的地方。中央王朝对那些娶当地少数民族女人即用异族通婚的方式进入土司领地扩张势力的汉人们也束手无策，通过各种途径许多汉人很快成为土司署中的大小头目。即便出台各种律令，帝国也难以阻止汉人与土著间的土地买卖，甚至是骗取土著手中的土地。对财富、土地和可及的谋生方式产生的巨大动力使得汉人移民在民间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成为新边疆有影响力的居民。
然而，当中央王朝和汉人移民进入到新边疆广袤之地时，即便有强大的军事势力，这种扩张和拓殖仍难以做到随心所欲和肆无忌惮。其中，瘴就是帝国和汉人们所面临的障碍和难以踌躇满志的方面。据DavidBello的研究，“‘瘴’是一个中国南方特有的词汇，‘疟’则是中国北方的相似词汇，二者皆指各种发热的病，具体是哪种特殊的病得根据语境而定。”而根据杨斌的研究，认为“瘴可能是热带、亚热带疾病(恶性疟疾为其中一致命元素)：病毒性肠炎，空气水污染;传染性细菌和微生物;急性中毒，毒气，真菌等等”都是瘴这一疾病的症状和病理表现。杨斌也